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全面总结历史性辉煌成就,擘画定国安邦的制度蓝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对新时代坚定制度自信、发挥制度优势、彰显制度伟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决定》阐明了中国制度的深厚根基,揭示了中国之治的力量之源
中国制度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一个有效运行的制度体系,首先要有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和治理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学说是指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的方法论指导。以此为基础,我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制度潜力持续得到发掘,制度自信日益增强。
中国制度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5000多年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比如,我们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中挖掘时代价值,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始终代表全民族利益、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中汲取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设计上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参与,特别注重改善民生,处处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中汲取营养,挖掘时代价值,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使其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国制度具有深厚的实践根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不懈奋斗,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创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雄辩证明,中国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必须毫不动摇把这一显著优势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西方世界20世纪90年代的“三大预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将最终消亡”“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已经落空。
二、《决定》总结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提升了中国之治的制度自信
中国制度具有显著的体系优势。《决定》第一次从本质属性、价值目标、政治立场和运行方式等多个维度,全面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是十三个方面的系统集成优势。有优势才能有底气,有优势才能有活力,有优势才能彰显优越性。70年的辉煌成就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鼓舞人心调动积极性、凝聚共识构筑思想“同心圆”、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方面,具有其他一切社会制度都不可比拟的显著优势,正在充分并持续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机活力和制度伟力。
中国制度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竞争中赢得越来越大的比较优势,展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而且成功化解了前进道路上种种风险和危机,有效克服了西方国家常见的金钱政治、民主陷阱、民主失灵等制度痼疾,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
中国制度具有显著的本质优势。“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中国和西方迥异的制度安排及其治理效能的高下之分。“西方之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绝症”在制度效能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姓私”的致命缺陷和弊端,导致西方制度陷入制度僵化、政党恶斗、资本掌控权力、决策短视等恶性循环之中。而社会主义中国则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内生制度优势,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威力,在变革中始终坚守政治定力,在坚守中推进制度创新,在创新中保持制度活力,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放眼世界,“中国之治”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极大提升了“中国之治”的制度自信。
三、《决定》分析了中国制度的客观形势,增强了中国之治的高度自觉
大变局蕴涵大机遇。《决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成为世界之变的关键性动因,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们在创新上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提供有利契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有利于我国借鉴国际治理有益成果,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将是长期的、高压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国际安全环境更为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与日俱增。在大变局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现实需要。
大复兴催生大变革。《决定》指出,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已经积累起极其丰硕的历史性成果,也到了最艰巨的攻坚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改革、自我完善的内在优势,以大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大发展,不断培育增长点、释放生命力、展示优越性。惟其如此,才能推动“中国号”巨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新矛盾呼唤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明显优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无缺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如何更好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等等重大时代命题摆在我们面前。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既要固根基、扬优势,又要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四、《决定》指明了中国制度的创新路径,拓展了中国之治的发展空间
《决定》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主线,从十三个方面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一根红线,统领和贯穿其他各方面制度;人民理念是一根主轴,引领和体现各方面制度的价值追求。这些制度创新成果系统叠加,使得国家治理效能更加可期。
党的领导更加突出。《决定》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首要位置,并将其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统领和贯穿其他十二个方面制度,成为其他各方面制度的根本遵循,锚定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方向,突出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领地位,而且首次全面阐述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从指导思想到重大观点到具体措施都体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这些新概括新规定,抓住了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有利于使党的领导制度化、具体化、规范化,确保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
人民理念更加鲜明。《决定》将人民理念由政治理念和执政目标深化为稳定的政治制度,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使得民主制度更加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更加多样,进一步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以人民为中心,是《决定》的价值旨归,体现各方面制度的价值追求:坚持和完善法治体系和行政体制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实现手段,坚持和完善经济、文化、民生、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才能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决定》中“人民”出现52次,鲜明的人民理念可以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中的创造伟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制度提供了强劲动力。
治理效能更加可期。《决定》提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方面显著优势,并将这些优势融入到十三个方面制度之中,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既保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制定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制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将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盛不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牢靠而持久的制度保证。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决定》不仅提出了完善的制度体系,也强调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确保制度得到有效落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